《肆虐韩娱》 （珍藏加料肉文修改版） 作者：姬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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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传统意义上的“正统观”，大致可概括为空间疆域的一统，时间上的五德终始与阴阳五行天命模式的转换，以及德性的持有这几个要素。以“天谴论”为诠释背景的五德终始说在宋代以后渐趋沦落不振，与宋明理学的迅速兴起和传播有关，但宋明以后“大一统”要义隐而不彰，却不仅仅是理学家力促道德理性萌醒的结果，而是与南宋以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密不可分。

宋明以后的地缘格局裂变为南方汉人与北方少数族群对抗攻杀之势，国土日益沦丧对“正统观”演变的影响至大至重，军事实力的孱弱和统治地域的狭小倒逼理学家基本放弃了“大一统”的论述，改以建立“道德主体性”为主要运思方向，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伦理教化体系，如此凸显汉人的文明优越感把夷夏族群之间的对立状态推向了极致。其后果是，非汉人族群建立的政权难以进入“正统”叙述谱系，“正统观”本身包含的空间拓展之蕴意被刻意遮蔽，而代之以道德自我的修炼与完善。

历代士人论述“正统观”之义皆无法绕过对《春秋》大义的解释，宋代儒家注释《春秋》颇有歧义，北宋士人重《春秋》“尊王”要旨，南宋士人释读《春秋》则重“攘夷”之意。因清帝登基之后的首要任务是要证明非汉人族群同样具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性，而非汉人一族所独享，南宋儒家的《春秋》观显然不利于清帝建构适合自身特点的“正统观”。

清帝的具体论述策略是打破“以地系统”的宋明理学思维，指出圣人原不只诞生于内地，亦可出现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由此证明，满人当政不过是历朝王权循环转移的正常过程，并非一族所专有。其次是恢复《春秋》“大一统”古义，把清朝开疆拓土的功绩转述成建立“正统性”的必要条件。重新定义“正统”的内涵。

清帝本人对《春秋》释读的介入程度远较前代深入。乾隆帝更是直接命文臣撇开《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与胡安国注疏，完全按自己的意思酌定《春秋》大义，形成了独特的“帝王经学”。

清帝御制《春秋》读本强调“尊王”大义，淡化宋明儒家的夷夏之辨论旨，如针对秦楚吴等“夷狄”之国，多论证其“进爵”与否须与“尊王”攸关，而不突出其“夷狄”的种族身份。清帝还基于自己对《春秋》大义的理解，对历朝史事常常参与评价褒贬，乾隆帝亲自撰写《评鉴阐要》，对《资治通鉴纲目》及《续编》《三编》中凡涉“正统”“偏安”之论，必反复斟酌纠正其失，希望树立起公正无私的形象。

因宋明以后之“正统观”阐释多笼罩在理学道德修养的命题支配之下，其中有些论述对清朝建立统治正当性多有不利，如理学思想提倡面对皇权，士人理应拥有“道统”的独立批判性，甚至不惜挑战“政统”权威，这种想法对清帝树立的集权统治构成了威胁，故必清除而后快。

清帝固然以尊崇理学为标榜，反复强调继承宋明政教关系的重要性，欲使人们确信清朝同样占据着道德制高点。与此同时，清帝又对儒教信条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宋明理学“道统”的传承方式，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模仿吸收。最明显的例子是，雍正皇帝颠倒了“五伦”秩序，把“五伦”中本来排在第二位的“君臣关系”挪移到“父子关系”之上，使得“尊王”要义从中脱颖而出，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完成了“移孝作忠”思想体系的建构，进而彻底重组了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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